首頁>檢索頁>當前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認同的文化符號根基

發布時間:2021-10-13 作者:馮月季 高迎澤 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中國民族教育》雜志

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認為人是符號的動物,而美國符號學家皮爾斯認為我們整個世界都是由符號構成的,因此符號就是人類社會維系情感交流和意義認知的載體。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一種情感—心理結構并非是一種抽象性的存在,而是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不同形態的文化符號共同建構和孕育的民族共同體意識,可以說,文化符號的形成及其意義體系乃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認同的根基,它們承載了中華民族的集體文化記憶,凝聚了民族情感,并且推動了民族自覺的文化反思。

文化符號是中華民族集體記憶的表征和載體

文化記憶理論認為,記憶除了具有神經屬性之外,還具有普遍意義上的社會屬性,尤其是對于民族共同體而言,群體成員在社會記憶的過程中會將社會秩序和結構引入到內心世界中,并且將社會個體與民族共同體聯系起來。在這個過程中,存在著意義和文化的交流,因此,民族的集體記憶也是一種“交往記憶”。著名的集體記憶研究學者揚·阿斯曼認為,集體記憶會形成對某種秩序和價值的認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認為“民族就是想象的政治共同體”,民族作為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非“虛假意識”,而是一種社會心理學上的“社會事實”。很顯然,這種“社會事實”就表征為外在的文化符號。正如厄內斯特·蓋爾納所說:“當且只當兩個人共享同一種文化,而文化又意味著一種思想、符號、聯系體系以及行為和交流方式,則他們同屬一個民族?!?/p>

中華民族在悠久的歷史中創造了不計其數、具有鮮明特色的文化符號,它們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認同的符號“記憶場”。集體記憶研究的著名學者莫里斯·哈布瓦赫認為,記憶產生于集體的社會互動和交往中,集體記憶具有超個體性特征,因此,集體記憶不是個體記憶的集合,而是所有的社會成員共享對某一文化符號的意義認知。文化符號表達了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以及身份認同,使得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和流傳具有牢固的意義根基。從縱向的時間范疇上而言,中國歷經幾千年的文明發展史,即便遭遇各種列強入侵和戰亂紛爭,都沒有泯滅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所特有的“中國”文化身份屬性;從橫向的空間范疇上而言,世界范圍內的中國人不論身處何方,生活方式有何差異,都在潛意識中將自己看作是“龍的傳人”。

黑格爾說,意義就是一種觀念,這種觀念通過感性存在或形象表現出來。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而言,表達共同體意識的感性存在或形象就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符號意義體系,通過中華民族群體的勞動生產和審美活動,將日常生活或者藝術想象中的材料進行選擇、抽取或完善,對其進行符號化處理,賦予其特定的意義,經過世代相傳儲存在民族群體的集體記憶中,在一些特定的歷史時刻,借助特定的儀式、媒介進行再現或重構。這個符號化的過程包括兩個層面:首先,通過社會交往,具有共享意義的文化符號作為集體記憶儲存于民族群體的潛意識中,成為一種“心理實在”;其次,這種“心理實在”在民族共同體的發展演進中不斷轉化為經驗活動,一次又一次地將民族群體的思維意識帶入到過去的真實歷史和經驗空間中,從而在心理和情感意識中不斷建構超越個體的、具有獨特民族文化身份的集體人格。

文化符號是維系民族情感的橋梁和紐帶

根據克萊夫·貝爾的觀點,文化符號就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作為“有意味的形式”,文化符號產生和存在的基礎是什么呢?蘇珊·朗格以“情感”為出發點,認為人類的情感分為個人情感和普遍情感,而普遍情感即是在人類共同生活經驗基礎上形成的類似于榮格所說的“集體無意識”,它是人類的個體意識之外的“第二種精神系統,這一系統具有在所有個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體性、普世性、非個人性本質”。情感不僅僅指向我們日常意義上所理解的心理體驗,它包含了人類對客觀世界的想象和理性覺知,向內心主觀世界的回歸,對自身存在的探索和思考,因此,情感本質上屬于“人類的生命活動”范疇。

由此可見,情感是在人類生命活動過程中形成的,有學者認為,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而言,民族情感的形成和凝聚建立在共同的利益維度和觀念維度基礎之上。利益維度層面通過民族群體間經濟互惠和利益平衡,觀念維度層面通過民族共同的文化記憶獲得群體歸屬感。如果說利益維度還停留在民族共同體的物質表征層面,那么觀念維度則上升到了民族共同體的文化符號層面,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各民族群體在利益平衡和互惠的基礎上,對民族共同體懷有普遍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起源來自生產關系、傳播媒介和語言的互動,毫無疑問,擁有共同的語言是民族共同體獲得歸屬感和認同感的首要因素,安德森將語言稱之為“民族想象共同體的胚胎”。語言通過給物質世界命名,將其標記為不同表意的符號,對于使用同一種語言的民族群體來說,語言以及通過語言標記的符號具有共享的意義,當民族個體在運用這些語言和符號進行交流時,在思維意識中產生共通的意義,由此確立共通的文化身份。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卡爾·蘭塞姆·羅杰斯將思維意識中共同的情感稱之為共情能力,即能夠站在他人立場、感受他人情感的能力。但是,只有在群體中,并且這個群體具有共同的歷史和文化記憶,這種共情能力才能培植出來。共情能力建立在“我們是誰”以及“我們與他者如何區別”這一民族文化身份的集體意識之上。中華民族共同體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尤其是自“大一統”觀念形成以來,這種民族集體意識在某些歷史時刻不斷地閃現并且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文化身份認知。例如,在面臨外族或帝國列強入侵時,中華民族各群體同仇敵愾、一致對外,凝聚成巨大的力量保衛家園;當出現社會災難時,中華民族各群體精誠團結、上下一心,共同戰勝磨難、共渡難關;而一年一度的春晚又將全世界各地的華人凝聚在一起,沉浸在歡樂與自豪的激情中。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凝聚中,正是具有共享意義的文化符號充當了維系民族情感的橋梁和紐帶。

文化符號能推動中華民族自覺的文化反思

費孝通先生曾經用“自在”和“自覺”概念來對“中華民族”這個概念進行表述:“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比寮椅幕械亩Y法規約是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在”民族實體孕育形成的思想根基,《荀子·王制》曰:“禮義者,治之始也?!币揽慷Y法規約,以血緣和宗族為紐帶,形成了中華民族早期的共同體意識。而作為“自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出現則是近代以來受到西方列強的入侵,傳統的“家天下”觀念開始瓦解,民族國家的觀念開始進入到人們的思維視野。在這一過程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不斷強化和升華的同時,也開始有意識地進行自我反思,思考在風云激蕩的世界格局中如何建構中華民族的獨特文化身份。

從費孝通先生對“中華民族”的“自在”和“自覺”闡述來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一個不斷建構的過程存在,并且始終保持著一種警醒的反思意識。費孝通先生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文化自覺,文化自覺是在文化生成演化過程中對自身文化的一種“自知之明”,需要理解文化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特性,挖掘其內在價值,探索其未來發展之路。毫無疑問,凝聚中華民族精神內涵的文化符號就是文化反思的起點。恩斯特·卡西爾認為,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為是人類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尤其是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個體或群體的思維和行為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符號辨識度,這是確立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表征。

不僅如此,在當今的全球競爭格局中,文化軟實力之爭的本質就是國家文化符號之間的競爭,因此從國家戰略層面上而言,“文化強國”的核心就在于面對來勢洶洶的國外文化符號的沖擊,如何使締造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符號重新煥發生命力,打造彰顯中國精神和中國價值的國家文化符號。近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借助互聯網平臺等新媒介開發出了一批具有影響力的文化IP,不僅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符號的魅力和底蘊,同時向世界展現了既有民族文化特色,又容納現代文化價值,站在文化自覺立場上彰顯高度文化自信的國家形象。

(作者馮月季系燕山大學法學院教授,高迎澤系燕山大學法學院講師)(《中國民族教育》雜志2021年第10期)

0 0 0 0
分享到:

相關閱讀

最新發布
熱門標簽
點擊排行
熱點推薦

工信部備案號:京ICP備05071141號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 10120170024

中國教育新聞網版權所有,未經書面授權禁止下載使用

Copyright@2000-2019 www.676149.com All Rights Reserved.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5840號

东京热无码国产精品